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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友康： 風徽追仰三百年：寫韻樓題詠升庵詩考論
來源：昆明學院學報
明世宗嘉靖三年（１５２４），楊慎因“大禮議”忤朱厚熜，被廷杖后“長流永昌，永不敘用”，終老滇南。今年恰是升庵謫滇５００周年，《昆明學院學報》推出“楊慎入滇五百周年紀念”專欄，是對升庵入滇的紀念和致敬，對推動升庵研究有積極意義，也是傳承發展云南優秀歷史文化的有益舉措。
楊慎是“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是明朝文化的標志性人物，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流人物，其氣節、才學、遭遇和成就讓他始終是話題人物，學界和民間津津樂道。２１世紀以來，全國楊慎研究進入新階段，文獻整理、生平研究、學理闡釋不斷拓展和深化，成果累累，升庵的品格、文化成就及其價值、文化史地位得到進一步闡發和凸顯。升庵家鄉四川尤為重視，２０１８年１月，四川大學成立楊慎研究中心，為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同年４月四川省楊慎研究會成立。中心和學會組織開展楊慎研究，推出了系列成果。湘潭大學文學院形成楊慎研究團隊，編纂《楊慎全集》，列入“十四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全國各高校研究楊慎的博碩士論文屢見不鮮。升庵研究呈現欣欣榮景。
升庵在滇３５年，云南是其第二故鄉，他對云南文化影響之大，罕有倫比；其文化成就，主要是在云南取得的。李一氓先生曾為新都楊升庵紀念館題詞說：“升庵功業，當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漢族文化與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相結合與融化，對中華民族成長有貢獻。”滇人敬之愛之，“風徽追仰三百年。”但當代云南的楊慎研究卻頗為冷落，研究隊伍、產出成果、學術影響與其在滇成就和貢獻極不相稱。２０２３年７月，西南林業大學人文學院發起，并與云南大學文學院等首次主辦“楊慎與云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冷清的水面濺起一片浪花。會上有學者指出，云南的楊慎研究，“官方缺位”“學者缺位”，云南對不起楊升庵，引起強烈共鳴。會議指出，云南具有獨特學術優勢，在深入開展楊學研究中大有可為。
本專欄刊發３篇論文，茶志高文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李一氓老的卓論，闡明了升庵詩對構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意義。高云翔文通過對升庵詩中“滇海”地理意象多層意蘊的辨析，揭示升庵在滇心路歷程和詩歌特征，雖不無稚嫩，然銳氣可嘉。拙文屬升庵接受史研究，通過考論寫韻樓題詠升庵詩，證明歷代文化人對他的崇仰和他綿綿不絕的影響，并闡述了他和云南的雙向互動關系、名賢遺跡的感發作用。三文均有角度新穎、以小見大的特點。
當前，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賡續歷史文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黨和國家的文化戰略，加強對楊慎這位“對中華民族成長有貢獻”的杰出文化人的研究，就有重要現實意義。期望有更多云南學人研究升庵，將其人品風范和文化成果轉化為當下精神資源，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做貢獻。
楊慎是明代最杰出的文化人之一，因“大禮議”被永久流放云南，于其本人而言，是要付出一生代價的悲劇，對云南而言，卻是千載難逢的機運。一是他居滇３５年，遍游南中，寫了表現云南自然和人文景觀的大量詩文，及《滇載記》《滇候記》《云南山川志》諸書，讓云南之美傳揚天下。二是在他的帶領和影響下，云南文學迅速崛起，達到歷史高峰。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說：“滇中風雅，實開于升庵，故有楊門六君子之稱。當時以媲蘇門六君，文采風流，極一時之選，亦吾滇藝林佳話也。”他是云南文化的不朽功臣。
因此，楊升庵受到滇省紳民普遍崇敬和紀念，“風徽追仰三百年”（林則徐《寫韻樓拜楊文憲公像》）。生前，云南士人、官紳與之交游唱酬，接其謦欬，睹其風采，沐其德澤，而他啟導提撕，氣運大開，云南文壇遂呈彬彬之盛；去世后，不同時期的學人、官員造訪其遺蹤，追慕其德業，故題吟之作連篇累牘。湖北江夏人程封清康熙間任南寧（今曲靖麒麟區）知縣時撰《楊升庵先生年譜》，輯錄明清３８家與楊慎唱酬及挽悼詩，都為一卷，附于《年譜》之后。劍川趙惠元道光間纂《楊文憲公寫韻樓遺像題詞匯鈔》（以下簡稱《匯鈔》）一卷，收錄彼時所見清人詠升庵遺像詩作。今人王文才撰《楊慎學譜》專設《交游詩鈔》，輯錄從（明）張含到近人楊庶堪６４家與楊慎唱酬及題詠詩詞。王書所收已頗為可觀，但遠未完備，滇詩人詠升庵詩作在滇詩別集中層見疊出，蜀中和全國其他省題詠詩亦應不少，實難窮盡。足見升庵之受人尊崇。
升庵在滇，廣受歡迎，故遺跡眾多。其中，昆明西山高峣碧峣精舍（今升庵祠）和大理點蒼山寫韻樓最負盛譽，參謁名人絡繹不絕，題詠之作遂夥，構成升庵崇仰史和接受史的華彩篇章。本文論寫韻樓題詠詩，從一個側面切入，在考實的基礎上，闡發重要文本之意蘊，彰顯升庵人格光輝和成就，進而辨析其在大禮議中的行為之意義，揭示他與云南的雙向互動關系、名賢遺跡的重要價值等。
點蒼山感通寺，亦稱蕩山寺，升庵改稱海光寺，是大理最著名的佛寺之一，風景奇勝。（明）陳文纂修《景泰云南圖經志書》卷五載：“感通寺，舊名蕩山，又名上山寺，唐僖宗時所創也。去府治十里許。寺有三十八院，林木蔥篟，優雅迥絕，甲于諸寺。”清黃元治《蕩山志略》卷上說：“蕩山在圣應峰之麓。世傳東方阿闍佛來山說法，先期洱海龍王吐水滌蕩，因名。”蕩山又稱班山。“感通”得名之由，明初云南布政使張紞《感通寺記》（李元陽《萬歷云南通志》卷十二《大理府》）載住持無極的解釋說：“一事最為靈異，此寺所成之日，住持者焚香默禱，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奠于位，即今大雄殿未燔之佛也。”所謂洱海龍王吐水滌蕩，佛像受僧人之虔誠所感從大理城中自動飛來落于佛座，且燒不壞，都是信徒“自神其說”，姑妄聽之。無極在傅友德平大理不久于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率僧人到南京朝覲明太祖，獻花獻馬獻賦，陛見時馬嘶花放，太祖大喜，予以優禮，并御制詩１８首贈之（見無極《朝天集》，《云南叢書》本），無極勒石膜拜，遂為鎮寺之寶；楊升庵在感通寺著書，李元陽將其住處命名為寫韻樓；徐霞客游寺；擔當晚年住錫，圓寂后葬于此，這些逸事使感通寺名重滇中。擔當聯曰：“寺古松森，西南攬勝無雙地；馬嘶花放，蒼洱馳名第一山。”
二、寫韻樓升庵遺像：長奉真形照青史
近些年，文學圖像學興起，文學與圖像的關系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考察文學家畫像是文學圖像學的研究內容之一。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李洋說：“圖像進入墳墓卻是為了對抗死亡，圖像永遠對當下敞開而擁有恒久的魅力，重解圖像極具價值。”流傳于世的文學家圖像更有“對抗死亡”的意義。已去世的文學家，通過畫像保留其神采，向后人“敞開”，供后人瞻拜，并激發文學家創作詩文（題詩題跋作記），使圖像承載的意義不斷增長、豐富，而逝者精神借以長存、光大，也是很有魅力的事情。對升庵遺像的接踵題詠，證明了這一點。
“升庵生前，已有造像，卒后傳寫滇蜀，遍行海內。”寫韻樓舊懸升庵遺像，始于明末清初。趙惠元《匯鈔》小引說：“道光壬寅（１８４２），榆城院試后，游班山，宿海光寺，登寫韻樓，拜楊文憲公遺像，為明季蒙化遺老陳翼叔摹自昆明李近樓圣謨家，以寄雪老禪師，懸之樓上。二百年來，題詠已滿，剪燭雒誦，留連不忍去，既裒錄為卷，俟刻而詠之。”書中有明著名遺民詩人陳佐才（翼叔）識語曰：“此像得于會城李近樓先生家，摹寄雪老禪師，懸于班山寫韻樓，以不忘升庵。先生于嘉靖丙申間常住此樓，著《六書轉注》之遺跡。”這是關于寫韻樓升庵遺像的最早記載，是趙惠元從遺像上鈔錄的，交代了遺像來源。此像林則徐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仍見之。辛亥年（１９１１），趙藩游感通寺，見寫韻樓已毀于兵燹，“僧言像幀亦久不存”（《匯鈔》卷首趙藩題識）。蓋毀于咸同滇亂。
李圣謨詳情已不可考，只知他與升庵有交情。程封代理昆明知縣時，訪升庵遺跡，從圣謨裔孫、生員李賢喆家得升庵遺像而摹寫之，并作《像贊》，一同刻于《楊升庵先生年譜》卷首。《像贊》序說“祖近樓與太史交”，則李圣謨家畫像應作于升庵生前，其來有自，是較為接近升庵原貌的。王文才先生認為：“滇中傳寫，以昆明李近樓家藏為祖本。”
考《蕩山志略》，雪老禪師應是廣廈。《志略》卷上《人物》曰：“廣廈，號廣雪，安寧州沈氏儒家子也。幼時聞經聲佛號，輒踴躍不已。及長，善病。流寇入滇，親亡家破，遇擔當和尚，遂剃發從游，入水目山參無住和尚受戒法。住師命參‘無’字有省，時時請益，皆契宗旨。后隨擔當入雞山閱大藏，愈拓冥悟。已，乃住班山，罄力修葺。衣缽之外，絕無長物。人謂其靜虛若谷，能斷葛藤，真無忝于師承云。”“流寇”指孫可望大西軍殘部。無住洪如是明末清初滇中著名高僧，擔當從其剃度，廣廈是擔當弟子，亦從無住受戒，陳佐才系擔當摯友，與僧人交往密切，且時代相若，“雪老禪師”者，當為廣雪之敬稱也。
畫面升庵形象，王文才先生以為是杖履圖，并認為是據升庵生前請人摹寫之圖仿制。他說：“此像乃仿宋人寫東坡儋耳出游之意，即滇中所傳升庵杖履圖。圖作方巾野服，拄杖行游之態，仿東坡拄杖圖意，有別于家像冠裳高座，實楊門師友所傳小影。從李（近樓）本出者，一在大理寫韻樓，一在高峣太史祠，各有摹本及石刻，流傳不絕。”寫韻樓石刻像，李根源１９１２年到大理處置滇西事變，游感通寺時曾見之：“大理感通寺即升庵寫韻樓故址，與升庵曳杖石刻像，壬子（１９１２）之夏偕張督文光瞻拜之。”（由云龍《高峣志》下卷）未提畫像，則此前已毀。復考嚴遂成《拜升庵先生遺像》“兵火銷沉后，丹青尚儼然。鶴癯掄杖骨，松老著書年”，林則徐《寫韻樓拜楊文憲公像》“雪鬢霜髭寫旅愁，芒鞋竹杖恣詩料”，孫士毅《題升庵先生畫像》“如何曳杖疏閑貌，洱海行吟墮瘴煙”，均突出“拄杖行游之態”，足證王先生的推斷是可靠的。
寫韻樓升庵遺像向登樓的詩人“敞開”，他們頂禮膜拜，寫了許多詩，構成獨特的文學景觀。遺像讓升庵風神長存，“長奉真形照青史”（林則徐《寫韻樓拜楊文憲公像》），而詩人的吟詠更是讓他始終活在當下，確實有“抗拒死亡”的效果。
三、《匯鈔》本寫韻樓詩：才名死后千載重
趙惠元是個有心人，登寫韻樓而匯鈔升庵遺像題詠之作，并系以作者簡介，使詩作未隨遺像俱毀，作者亦可憑其簡介而進一步考知，良可寶貴。趙惠元是趙藩世父，輯刻《云南叢書》時，趙藩弟趙萱從村塾中得鈔本示石禪，“訛舛蠹損，勉事校讎，別鈔一過，乃可成誦”（《匯鈔》卷首趙藩題識），然后收入《云南叢書》付刻而得以流傳，此亦趙氏兄弟一功德。石禪嘆曰：“此卷未罹劫灰，寧非后幸？”
《匯鈔》依次收劉彬、黃元治、王文治、王昶、趙文哲、曹仁虎、張裕榖（河南儀封人，迤東道道臺）、博明、屠可堂、桂馥、楊霆（太和人，河南涉縣知縣）、蘇惇、失名、嚴遂成（浙江烏程人，嵩明知州）及趙惠元１４人詩作２５首。下面考述其中幾位詩人，并簡析代表性文本。
劉彬，《匯鈔》云：“玉章，霍邱人，流寓永北。”彬，清初人。《乾隆永北府志》卷二十二《流寓》：“劉彬，字玉章，江南霍邱人。善詩文，工草書。總鎮（永北鎮總兵）馬聲延為壺山詩社長，后為總鎮汪一貴內幕，遂家于永。”著有《全滇疆域論》《鐵園囈語集》等。《匯鈔》收其《康熙己巳（１６８９）正月瞻升庵像》：“當時寫韻人何在？勝跡猶存寫韻樓。若使賈生非痛哭，何緣李白得長流？才名死后千載重，戍客身前一世休。細睹遺容應再拜，予懷渺渺為君愁。”謂升庵因痛哭諫君而被流放，付出一生代價贏得千載重名。
黃元治，安徽黟縣人，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進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政績突出，“品學為海內推重”（《新纂云南通志·名宦傳六》）。兩度供職云南，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前后任大理府通判，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復出任澄江知府，興利除弊，兩袖清風。在滇著《滇南草》，詠大理風物之詩頗多。通判大理時，纂成康熙《大理府志》三十卷、《蕩山志略》二卷，有功大理文獻。他多次游蕩山，作《康熙辛未登寫韻樓瞻升庵先生像》《癸酉再瞻像題于松韻樓》《海光寺寫韻樓懷楊升庵先生再題像上》諸詩。《康熙辛未登寫韻樓瞻升庵先生像》：
威鳳巢禁林，本非炫文采。浮云翳朝陽，駭浪簸滄海。
丹羽觸網羅，蒼鷹踞鼎鼐。吁嗟楊夫子，仗節率寮寀。
瀝血揚昌言，泣叩君門椳。賈生痛哭書，漢文不見采。
謫居萬里余，主圣臣引罪。感恩賜不死，投荒復何悔？
悵望君與親，胸懷獨郁壘。天地憫孤臣，瘴毒不能痗。
草木有陽春，生還應可待。迢迢滇以西，飄零數十載。
題詠滿名山，蒼山尤嵾
。上有高僧廬，海光遺跡在。
嵯峨寫韻樓，筆精吐煙靄。清節留松筠，幽芳結蘭茝。
伊余生何晚，杖履追莫迨。遺像瞻于今，須眉雪皚皚。
中有不死心，捫之發光彩。
康熙己巳為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詩寫升庵不懼鼎鼐，自投羅網，率同僚痛哭進諫。“瀝血揚昌言，泣叩君門椳”指大禮議中楊慎等２００余人跪伏于皇宮左順門，撼門慟哭，“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明史》卷七十九）但忠言不被嘉靖帝（漢文指朱厚熜）采納，謫居萬里之外。升庵九死不悔，心中始終忠于君王，而念及親人，不免惆悵。天地同情他，瘴毒不能侵害。他在滇“飄零數十載”，寫了大量詩作，“題詠滿名山”，寫點蒼山的尤為巍峨特出。“筆精吐煙靄”指他在寫韻樓著書賦詩文。扼要描述了升庵遺像特征：手持竹杖，須眉皆白，神采煥然。最后頌美升庵松竹般的“清節”和蘭蕙般的“幽芳”，表達追隨之意。多用比興，意境沉郁，詩藝亦佳。
《海光寺寫韻樓懷楊升庵先生再題像上》其二：
丹青留得謫臣顏，望闕心勞鬢發班。
非是金門歸未得，君恩賜與點蒼山。
說靠畫的摹寫，人們能跨越時空睹升庵容貌。其身在邊陲，心系朝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不免憔悴，鬢發斑白。妙在結句，升庵游點蒼山，住寫韻樓，作詩文彰顯其特征，傳揚其美名，故明世宗懲罰他的行為反而成了“恩賜”。對升庵殘酷，對點蒼山、對云南，倒真是莫大“恩賜”，蚌病成珠，反常合道。
王文治、曹仁虎、王昶、趙文哲均江南名士，聲華素著。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至三十四年（１７６９），清高宗為反擊緬甸侵擾，發動征緬之役，王昶、趙文哲從軍入滇，所作滇事詩極多。軍余往來于昆明、騰沖之間，經過大理，游感通寺，瞻拜升庵遺像而題詩。曹仁虎官至侍讀學士，考王昶《曹仁虎傳》（《春融堂集》卷六十五），仁虎未有到南中之經歷，其詩題作《寄題升庵先生遺像》，則是從外地寫寄感通寺，由他人書于遺像者。又，王文才《楊慎學譜》從《新都縣志》輯得孫士毅《題升庵先生畫像》，認為是詠寫韻樓遺像者。孫士毅亦在征緬戎幕，也許曾游感通寺而賦此詩，或未題于遺像，不見于《匯鈔》。
王昶（１７２４～１８０６）字德甫，一字蘭泉，號述庵，江蘇青浦人。乾隆甲戌（１７５４）進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晚年深得清高宗優遇。是清代“名滿天下”的文學家和學者，著作等身。他兩次入滇，第一次是參加征緬之役，為云貴總督阿桂幕僚。第二次是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任布政使。他寫了《滇行日錄》《征緬紀聞》《重游滇軺紀程》《銅政全書》，以及云南題材的詩文，并提攜云南人才，有功云南文化。詩文匯編為《春融堂集》。
王昶撰《春融堂集》
王蘭泉題升庵遺像詩有一個長長的題目：《余以薄譴從軍，往來金齒，每過升庵先生故居，輒作詩志感。今北還，道出龍尾關，博晰齋觀察先屬太和屠大令攜寫韻樓先生遺像來乞題，因題一律，附書舊作三首，用表生平瓣香之愿。然先生忤世廟，卒老貶所；余遭逢圣明，未及兩年賜環，既以自幸，又益悲先生云》，交代了題詩的緣起和目的。晰齋是博明號，察哈爾鑲藍旗人，時任迤西道道臺。屠大令即屠可堂，浙江四明（今寧波）人，時任太和（今大理市）知縣，大令是對縣令的美稱。詩曰：
寫韻危樓瞰洱河，流傳玉貌未消磨。
中朝仕宦羞張桂，北地文章敵李何。
才子相門前代少，詞臣羈跡異方多。
圖形合在靈均廟，暮雨修篁帶女蘿。
“張桂”指大禮議中支持明世宗的張璁、桂萼等人。他們阿附上意，破壞紀綱。此句意為升庵在朝為官，羞與張桂為伍，凸顯其氣節。“李何”指李夢陽、何景明，前七子領袖，此句意為升庵詩文足與李何頡頏。稱楊廷和為內閣首輔、朝廷重臣，楊慎為名滿天下之才子，這樣的家庭很少見。升庵任翰林院修撰，故稱詞臣，他羈留云南，留下很多勝跡。把他比為屈原，受到崇祀。首尾二聯說寫韻樓雄峙點蒼山，俯瞰洱海，環境清幽，襯托升庵“玉貌”之高雅。
所謂“薄譴”是指，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王昶任刑部郎中，因受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鹽引案牽連獲罪罷官，自請從軍報效。阿桂以兵部尚書兼云貴總督掛帥征緬，知王昶乃干濟之才，遂請其從行。乾隆詔許之，讓其“自備資斧效力”《清史稿·王昶傳》，即自籌經費到戰爭前線戴罪立功。他于是年十二月入滇，在滇三年，參贊軍機，草擬文牘。清高宗稱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補吏部考功司主事，此即所謂“遭逢圣明”。
王述庵與升庵有相似的遭遇，故對其命運有更深切的感受，多次題詩撰文。在永昌，作《永昌己丑春過楊升庵故居》五律二首、《冬日重經先生故居》七律一首，此即“舊作三首”。在四川，按察使查禮（儉堂）修新都楊慎故居，命名為“升庵雅集”，王昶作《升庵雅集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任云南布政使時巡視永昌，保山知縣王彝象重修升庵祠，作《重建永昌楊文憲公祠堂碑》（《春融堂集》卷五十一），均提到他為寫韻樓升庵遺像題詩事。
王文治是著名詩人和書法家，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出任臨安（治所在今建水）知府。征緬時，轉輸軍需，過大理，作《乾隆三十二年觀升庵先生像因題》：
點蒼山翠點書帷，寫韻樓高俯海湄。
自要文章傳賧詔，不嫌張桂太傾危。
脫鞋內殿吟詩日，灑淚朝門議禮時。
同是蜀人同被放，永昌歸較夜郎遲。
說天意要升庵來云南傳播文化，連過度傾軋、迫害他的張璁、桂萼輩都不那么惹人討厭。這是就升庵來滇的客觀效果說的。把升庵和李白類比，突出其豪氣。而兩人同是川人同被流放，太白未到夜郎即赦歸，升庵卻老死貶所，遭遇更慘。
桂馥（１７３６～１８０５）字未谷，山東曲阜人，著名書法家和詩人，乾嘉學派巨擘。嘉慶元年（１７９６）赴滇任永平知縣，轉順寧知縣。嘉慶十年（１８０５）卒于任所。在滇為官清簡，寫了一些描寫云南風物和社會生活的詩，并著《札樸》等。錢鐘書《昆明舍館作》（《槐聚詩存》，三聯書店２００２年版）云：“未谷蕓臺此宦游，升庵后有質園留。”把他和楊慎、阮元、商盤（質園，任元江知府）相提并論，認為都是內地入滇的杰出人物。《匯鈔》收其《嘉慶丁巳曉園廉使屬題升庵先生像》七絕三首。嘉慶丁巳為嘉慶二年（１７９７）。據《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五，李亨特字曉園，漢軍正藍旗人，官至東河道總督。乾隆末任云南迤西道，嘉慶初加按察使銜，故稱“廉使”。從此可知，李亨特應有題像詩，但不見于《匯鈔》，似已散佚。道光廣州人鄧潛有《百字令·桂未谷楊文憲公畫像》，說明桂馥曾摹寫升庵像，流傳內地。
桂馥畫像
《匯鈔》所收題詠詩，時間線索清晰，感情真摯。詩作內容，集中于以下數端：一是為升庵遭遇鳴不平，表彰其亮節孤忠，表達追隨之意。二是譴責造成升庵悲劇的張璁、桂萼等人，譏其阿旨求榮。三是指出坎坷遭遇成就升庵的文學業績。四是肯定升庵對云南文學的影響。多位作者是清朝詩壇和學界巨擘，他們由衷敬仰升庵，說明升庵感召力之強。而他們的題詠，讓升庵熠熠生輝。
詠升庵寫韻樓事之詩甚多，《匯鈔》所輯只是題畫詩，數量有限，其他詩更為可觀。升庵健在時，與吳懋等同游感通寺，吳懋即有長篇歌行《寫韻樓歌》（《滇南詩略》卷七，《云南叢書》本）。張含亦有同題長歌（《張愈光詩文選》卷一，《云南叢書》本）。近百年后，擔當又作《寫韻樓歌》（《擔當遺詩》卷三，《云南叢書》本），可并稱三美。茲論擔當詩。
擔當是明清之際全國著名高僧、書畫家和詩人，是云南文化史上的標志性人物。方樹梅《擔當年譜序》說：“擔當大師，詩書畫三絕，而又志節皎然，非一鄉一邑之人物，乃天下之人物也。”“海宇馳譽，金碧有光”。晚年駐錫感通寺，成就“太史名僧共一樓”（萬秉義《登寫韻樓奉懷楊太史及唐大來》，《蕩山志略》卷上）的佳話。《蕩山志略》卷上說：“（擔當）初棲雞足，繼乃卓錫于班山，修楊升庵寫韻樓，坐臥其上，嘯詠自得。”《寫韻樓歌》曰：
君不見撐天拄地惟氣節，丈夫臨難當自決。升庵太史重倫彝，觸犯天威杖以百。悲哉百杖杖不死，詔還荷戈戍金齒。去來常愛點蒼雪，為樓寫韻班山里。書法專學鐵門限，揮毫全用藏經紙。唱酬日日李中溪，詼諧處處弘山子。戍滇四十有余年，每上斯樓獨灑然。搖落風霜公老矣，葉榆千樓俱廢斯樓傳。生憎斯樓太孤絕，高人披覽常不輟。愧我無酒要焙茶，冷灶塵生多扯拽。幾株垂柳忒無情，靠墻倚壁委柴荊。其如窟狐又穴鼠，不憐舊燕與新鶯。梁間阿誰貽此匾？嘉靖丁酉時代遠。靈和之殿已成塵，風光況復忘憂館。山僧無力可重修，巴蜀鄉情重山丘。蜀人首唱諸紳和，金碧輝煌樓上頭。挺霄插漢煙云流，使我一眺即能窮九州。從此聲韻更清越，憔悴腰肢舞不歇。國朝九十狀元郎，公為領袖朝金闕。斯樓若較戍樓高，賴有轗軻成大業。大業既能垂千秋，孤忠焉敢怨遷謫？君不見，關山月！
擔當畫像
五、林則徐《寫韻樓拜楊文憲公像》：要與南人益才智
林則徐是近代偉大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其人格風范和卓越事功負天下重望。他與云南關系密切。嘉慶乙卯（１８１９）任云南鄉試主考，公正選才，得士為盛。鴉片戰爭后，流戍新疆伊犁。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赦免返回，次年出任云貴總督，面對大亂將成之復雜局面，“成算在胸，指揮如意，卒能鋤莠安良，大申國憲，不動聲色，未百日而禍亂悉平，吾國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周宗麟纂修《大理縣志稿》卷九），深得滇人崇仰。著有《使滇吟草》等。
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林則徐到永昌解決漢回紛爭，返昆明路經大理，在迤西兵備道王發越等人陪同下參謁寫韻樓升庵遺像而作《寫韻樓拜楊文憲公像》。詩云：
此詩系七言歌行，洋洋大篇，是寫韻樓題詠升庵詩的集大成之作，表現了升庵流放云南的前因后果、坎坷的命運、卓絕的才華、弘博的學問、正直忠貞的品格、杰出的成就、作者對他的敬仰，以及王發越等重修寫韻樓的情況。說升庵流放云南，依然忠君愛國，關心百姓，匡扶社稷。內容厚重，精神充盈，感情濃郁。藝術上敘事、寫景、議論、抒情結合，從容揮灑，音韻諧婉，搖曳生姿，是歌行體杰作，也是林則徐的代表作之一。下面對其蘊含的幾個問題進行疏釋。
一是升庵“胡粉蠻花”問題。“胡粉蠻花”故事流傳甚廣，對此一癲狂失態行為，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這是升庵為了避禍而自污。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六云：“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為怍。人謂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王世貞認為升庵沒有什么可以忌憚的，不同意“自污”說，而認為他壯心猶在，故以游戲人生方式發泄。瀘州人朱茹隆慶中為副使，作《楊升庵詩集序》云：“用修之謫戍也，世廟每詢于當國者，賴以猖狂廢恣對。已又詢不置，將物色之，禍幾及，當國者又以前語對，得以免。于是用修聞之，惕然骨慄，故自貶損，以污其跡。世乃以縱欲蕩情、批風抹月過用修，亦烏知用修哉？”可見明世宗時刻關注升庵的行為，隨時準備抓其把柄加害，升庵恐懼，“惕然骨慄”，自污之說并非無據。林文忠同意自污說，認為“錦衣豎子嫉如仇”，升庵只能“胡粉蠻花恣冶蕩”，以放蕩之態迷惑嘉靖及政敵。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四《〈詞品〉大體可觀》條說：“傅粉插花，諸伎扶觴，跡其行事，頗類風狂，然胸中實不知有幾斗熱血，眼中實不知有幾升熱淚！”
二是升庵對云南文化發展的影響。說升庵貶謫云南是天意，目的是讓他增加云南人的才智。說云南地處邊陲，文化落后，沒有人主持詩壇。升庵到滇后，與李元陽（覺林居士）、木公（公恕）、張含（禺山）等切磋唱和、指導提攜，云南詩歌得到大發展，并推動滇詩流傳內地。“公恕能諧中土音”自注曰：“夷酋木君公恕，從先生學詩，先生錄其詩百十四首，曰《雪山詩選》。土司之詩傳于中土自此始。”蘇軾流放儋耳（海南）、韓愈流放潮州，促進當地人文蔚起，升庵對云南的作用，與他們大致相同。并且力諫革除弊政。因此，滇人三百多年仰慕、追隨他的美好風范，對他的祭祀（俎豆）延續億萬年。
此點世所公認。張含《讀毛氏家史》（《張愈光詩文選》卷七）云：“太史逐于滇，克化滇人，向導敏學。”李元陽《送升庵先生還螳川客寓詩序》（《李中溪全集》卷五，《云南叢書》本）云：“榆之士人，無問識不識，咸載酒從先生游。先生舊嘗讀書點蒼山中，著《轉注古音》，以補字學之缺，一時問字者肩摩山麓。先生今日復至，則曩昔問字之士，皆嶄然露頭角，為聞人矣。識者謂：‘先生所至，人皆薰其德，文學用昌。有不及門而興起者矣，況親炙之者乎！’以是從之游者，日益以眾也。”游居敬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任云南巡撫，與升庵有交集，升庵病重時，“數遣醫診視之”，其《翰林修撰升庵楊公墓志銘》（黃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是關于升庵生平的可靠資料，文中說：“有叩者，無貴賤，靡不應，時出緒言，以誨掖群髦。滇之東西，地以數千里計，及門而受業者恒千百人。”康熙《蒙化府志》卷五《流寓·楊慎》謂：“公憐才造士，有一善皆極為獎勵，故蒙士樂從之游。”連彝族土司左正亦執弟子禮。他對云南文化的影響，確實堪比昌黎之于潮州、東坡之于儋耳，滇人宜以金身鑄之。
三是表達對升庵的崇敬和慰藉。從“我亦投荒未死身”到末尾，先寫自己被貶謫伊犁，遭遇和升庵相比，還更糟糕。幸好皇帝仁慈，重新起用他，持節來到云南。但自己學問無成，感到慚愧，于是借到滇西南解決變亂問題，返回時登寫韻樓瞻拜遺像，焚香頂禮，向他請教。“雪鬢霜髭”兩句描寫升庵遺像的畫面內容：升庵須發皆白，反映他長期貶謫受到的侵害；他穿著草鞋，手扶竹杖，恣情山水，尋找詩料。并說升庵形象與過去在他文集中看到的是一樣的，均惟妙惟肖。最后希望升庵的靈魂歸來，繼續住在寫韻樓，云南平安祥和，大理城鎮無恙，足以讓他像過去那樣徜徉玉洱銀蒼之間。這是對升庵的期盼和告慰。而世事詭譎，林文忠離滇不久，滇亂大熾，綿延近二十年，滇西糜爛，感通寺毀于兵燹，遺像隨付劫灰，令人嘆惋，“悲歌問天”。
林文忠公一代偉人，他對一代才人楊文憲公的致敬，讓我們加深了對升庵的理解和崇敬。
六、余 論
在考論題詠寫韻樓升庵事跡代表性詩人和文本基礎上，尚有三事須進一步申說。
一是對升庵在大禮議中的行為之評價。題詠升庵之詩，多涉及大禮議。楊慎等在議禮中的行為，歷史上存在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他們過于迂執、矯情、偏激，意義不大。清高宗曰：“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君父，綱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顧楊慎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于國事亳無裨益。”（《御定通鑒綱目三編》之《嘉靖三年七月》條）認為楊慎等“撼門慟哭”的行為是要挾皇帝，危及君王安全，不成體統，“止圖博一己之名，而于國事亳無裨益”，幾乎全盤否定。這是乾隆站在皇帝的立場說的，不乏偏見。清人沈德潛、毛奇齡、趙翼、袁枚等均持此說。詩中亦有此類觀點，康熙著名高僧溥畹《過高峣吊升庵楊太史》（《滇南詩略》卷四六）云：“只為爭一字，空惹許多愁。”《明史》卷一九二楊慎等參加大禮議諸臣傳的贊論說：“大禮之爭，群臣至撼門慟哭，亦過激且戇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廢錮終身，抑何慘也。楊慎博物洽聞，于文學為優；王思、張翀諸人，或納諫武宗之朝，或抗論世宗初政，侃侃鑿鑿，死節官下，非徒意氣奮發，立效一時已也。”一方面指出他們過于偏激和戇直，另一方面又肯定他們都是正直之士，為國家不顧個人生死得失，氣節可嘉，激勵人們“意氣奮發”，產生長遠的正面效果，可謂持平之論。
寫韻樓詠升庵詩，均高度評價升庵在大禮議中的行為，頌揚其勇于擔當和凜然氣節，肯定其維護正氣的意義。張裕榖《乾隆四十二年瞻升庵先生像》云：“寫韻樓頭意態呈，批鱗風節宛如生。一時議禮同山立，終古須眉照水清。”擔當《寫韻樓歌》說：“君不見撐天拄地惟氣節，丈夫臨難當自決。升庵太史重倫彝，觸犯天威杖以百。”林詩開頭就贊揚升庵“伏闕批鱗”的事跡照耀青史。其深層原因，王昶《重建永昌楊文憲公祠堂碑》說得最為透徹：
當大禮之殷也，人以一身爭之，而公以兩世爭之；及其廷杖也，人以一次受之，而公以兩次受之，茹荼銜酷，千古未有。然衡以往事，定陶共王之議，爭之者史丹；宋濮王之議，爭之者司馬光、程顥。論其世以考其人，公之謫戍，若揭日月而行，彼張璁、桂萼、方獻夫者，蓋冷裦、段猶之徒，何足當一吷哉？世之重公者，多以博學目公，而忘其扶植綱常，激揚風義，有九死而不悔者。
把大禮議與西漢共王之議、北宋濮王之議類比，深刻闡釋了升庵反對尊興獻王朱祐杬為興獻帝對于“扶植綱常，激揚風義”的意義，贊揚其光明正大，勇毅無畏。“公以兩世爭之”指升庵與父楊廷和均是大禮議骨干，并同遭打擊。“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明史稿·文苑傳·楊慎》），此恨終身未解，故父子落寞以終。而父子亦終身不悔，威武不屈，貧賤不移，浩然之氣，千秋凜然。
二是升庵和云南互相成就問題。升庵入滇，領袖群倫，帶動云南文化發展，澤流千載，世所公認，前文已論之。同時也要看到，云南也成就了升庵，二者實際上構成雙向互動關系。“發憤著書”“詩窮后工”是我國文化創造和文學創作的規律性現象，升庵從玉堂遠竄荒徼，斷絕仕路，陷入逆境，終身未達，使其免除世俗紛擾，于是通過“立言”體現人生價值，集中時間心力于撰述，著書無慮百數十種，以至“明世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明史·楊慎傳》）。談遷《國榷》卷六十二曰：“慎以卓絕之才，弘博之學，謫滇南，端居深省，發憤著書，神熒理解，垂文表義。”指出其著述與貶謫之關聯。盡管“晚謫永昌，無書可檢，惟憑記憶，未免多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正楊錄提要》）；或“竄改古人，假托往籍，英雄欺人，亦時有之”（錢謙益《列朝詩集》丙集卷十五），為人訾議，但觀其大者，炳炳烺烺，舉世莫匹，究為文化奇觀，洵“一代之偉人”（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七十七癸集中之下）。李贄贊其“才學卓越，人品俊偉，流光于百世”；“岷江不出人則已，一出人則為李謫仙、蘇坡仙、楊戍仙，為唐宋并我朝特出”（《與方讱庵》，《續焚書》卷一）。把他和李太白、蘇東坡并稱蜀中三仙才，而稱“戍仙”者，正是基于其云南經歷。
就詩文論，遠至天南，滇中之壯麗景觀與多樣風情，拓其胸懷，廣其詩料，豐富其人生體驗，而以其靈心高才點化，于是詩文跳出中原窠臼，別開生面。嘉靖翰林院編修楊名《跋南中集鈔》云：“升庵先生履文獻之故步，發宗匠之新硎，早陟詞垣，中遷瘴海，學既淵深，才復卓絕，感時觸物，輒有品題，樂會悲離，實繁摛掞。”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七說：“楊修撰之《南中稿》，穠麗婉至，遠勝玉堂之作”“固一代之雄”。王文才曰：“詩歌內容，又多新境，為前人所未備，是以獨樹異幟，雄視一代。”故升庵謫滇，有不幸亦有幸，其遭遇固可同情，而其卓越成就，端賴滇南萬里之行。此義擔當大師“斯樓若較戍樓高，賴有轗軻成大業。大業既能垂千秋，孤忠焉敢怨遷謫”數語，已慨乎言之矣。
三是名賢遺跡對后人的感發作用問題。升庵是云南歷史上聲望最高的人之一，“迄今三百年，而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楊狀元者”（師范《明史稿·文苑傳·楊慎》按語，《滇系》七之七《典故》，《云南叢書》本）。南中士人，更是津津樂道。其芳躅遍布云南，紀念設施亦為古人中最多者，林文忠詩中提及多處，有鳳嬉亭、碧峣精舍、遙岑樓、仰翁樓、寫韻樓。寫韻樓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寫韻樓及升庵遺像，歷代游歷、瞻仰、題詠不絕，正是緣于對升庵的仰慕，和從他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的愿望。王蘭泉《升庵雅集序》深刻闡明了這一點：“天下金石有時而泐，棟宇有時而圮隳，獨文章名節之士必不得磨滅也，蓋較諸名位、功業為可久。故讀其文，論其事，或見其遺器，往往慷慨憤激，撫案起立，至于流涕太息而不能已，況過其生平所棲止者歟？”這就是他反復參謁升庵故居并賦詩，對升庵遺像念念不忘的深層原因。其他人亦大致如此。
華夏重賢敬賢，前賢蹤跡稱“芳躅”，追蹤芳躅是效慕前賢的有效路徑。故歷代名賢所到之處，往往有紀念設施，包括名賢遺物、詩文、書畫、碑刻、畫像、雕像、紀念館等。此類設施遍布國中，成為美麗、莊嚴的文化景觀。高人雅士競相趨謁，賦詩作文，文化積淀不斷豐富，最終成為寶貴文化遺產。人們瞻仰遺跡，感受名賢氤氳的精神氛圍，追思其德言功，受到精神洗禮，進而見賢思齊。名賢遺跡對人的感發、凈化和升華作用，實在不可輕忽。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和利用名人遺跡，十分重要。寫韻樓名揚天下，但早已毀滅，大理有關方面可考慮在感通寺重修，并建成楊升庵紀念館乃至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供人瞻仰、憑吊，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這對賡續大理歷史文脈、發展大理文化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都是大有裨益的。
轉自：昆明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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