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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甫（1914—1998），云南麗江人，納西族，我國現代文化史上著名學者、書法家。他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也造就了別樣風光。他不是專業作家，但有自己獨特的文學觀。他不認同在西方文化影響下以虛構性為核心的“純文學”觀，而堅持中國傳統的“文章”觀，提倡“今文”寫作。他認為西方意義上的“文學”范圍窄，中國的“文章”范圍似更廣，西方式的“文學”不能“盡括天下文章之美”，以西方觀念套中國文學，削足適履，于是文學的范圍縮小、文學的功能減弱，文學的價值和地位隨之降低。這是精辟的見解。他按中國傳統文章觀進行寫作，有所為而發，有所感而發，不為創作而創作。周善甫在20世紀70年代初寫的中篇小說《西湖游記》采用的語言文白相間，是典雅而流暢的“今文”，極好地體現了漢語書面語的魅力。他獨特的文風帶給我們的是“那種在美好的文學中才能觸摸到的東西”，堪稱民國題材小說的代表。這里發表的是著名文化史和哲學史研究專家陳友康教授研究《西湖游記》的評論，以饗讀者。

20世紀90年代開始，針對某個特殊歷史時期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充斥假大空、極少具備文學史意義的作品，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等學者挖掘民間寫作或潛在寫作，發現了一個文學的新領域。潛在寫作是指那個時期主流文學之外一些民間寫作者的創作活動。因為他們的作品疏離乃至批判當時的“左傾”思潮，不能公開發表，只能以手寫本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因此又被稱為地下寫作。手寫本于是成為那一時期獨特的文學現象。對這一現象的關注，拓寬了當代文學的研究視域，使那些富于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地下作品得到凸顯，豐富了當代文學史。

1970年代，云南也有一部水準很高的手寫本小說《西湖游記》。《西湖游記》是周善甫先生1970年代初被疏散下放回到故鄉麗江，被監視勞動的間隙偷偷在玉河畔的水磨坊里寫下的一部中篇小說。小說是先生用自己深湛的書法功底親筆書寫的，分上下兩冊，用傳統書籍的版式棉線裝訂而成，一直在先生至親好友間流傳，1998年1月周善甫先生去世后，2003年11月，經先生的弟子孫炯策劃統籌于2003年11月由云南美術出版社出版，湯世杰、郭大烈主編的《風雅儒者??——??文化名人周善甫誕辰90周年紀念文集》中將其收入，才得以公開面世。

小說通過一個20世紀40年代晚期發生于西子湖邊的朦朧愛情故事，寫出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對國家和中華民族文化命運的憂慮與期待。社會的喧囂完全被排除在精神世界之外，沒有任何塵俗氣與江湖氣。內容真誠純凈，溫暖明麗，彰顯了愛與美的價值、文化的價值，也表現了作者的自由心靈。藝術上則水流花放，構思巧妙，情節曲折，富于奇幻色彩。風格純美浪漫。它是地下寫作中真正的“人文寫作”，高雅脫俗。這部民國題材的小說在云南當代小說中別具一格，把它放在全國那一時期的手寫本小說中也大放異彩。它的思想內涵遠超流俗，藝術水平經得起嚴格檢驗，值得珍視。

一、奇人奇書

周善甫先生（1914-1998）名樊（又作凡），字善甫，晚號六松堂老人，是著名學者、教育家和書法家，是當代云南最有原創性的學者之一，以道德文章廣受尊崇。他出生于麗江一個納西族書香之家，是畫家周霖的胞弟，20世紀40年代這對賢昆玉就在故鄉被稱為“玉龍雙璧”。1933年考入省立東陸大學（云南大學）土木工程系。1947年，在故鄉麗江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并赴南京與會。曾任省立麗江中學、國立麗江師范學校、昆明護國中學教師，還任省立開遠農業學校教務主任。新中國成立后任個舊二中等校教師。1955年選為個舊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1957年蒙冤，1979年平反，1987被省政府聘為云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云南省民族學會顧問、云南省詩詞學會顧問、云南省書法家協會創會理事、云南省老干部詩詞書法協會顧問、昆明市書法家協會顧問等職。

周善甫先生一生命途多舛，飽受磨難。1957年蒙冤后20多年間，顛沛流離于個舊的礦山、農場勞動改造。為養家糊口，他曾從事裱水泥袋、雜工、園丁、木工等職業。直到1979年獲得平反，才擺脫困境。他晚年定居于昆明翠湖北路31號，于陋室中發憤著述。他為人寬厚大度、恬淡清虛，這種性情使他在苦難中能獨善其身、窮且益堅，并于古稀之年全身心投入中華傳統文化研究，致廣大而盡精微。他一輩子遠離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卻撰寫了《善甫文存》《大道之行》《駢拇詞辨》《老子意會》等被學術界稱為“振聾發聵”的著作。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馬曜教授評價他：“言必行，行必果，是為真儒；著書立說，力倡正學，是為大儒；但求有利于民，不計個人榮辱，是為醇儒。”他因此被認為是“繼梁漱溟等先生之后離我們最近的一位儒家”。他是布衣學者，而最終成為享譽20世紀中國哲學和思想界的著名學人。有專家認為，20世紀的云南哲人有兩位令人驕傲，一位是艾思奇，一位就是周善甫。我國著名哲學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家，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黃枬森教授對“善甫先生其書其人既感驚奇，又感敬佩”，說“周善甫先生是一位生活在祖國西南邊疆，但為中華民族核心精神文化做出了杰出貢獻的納西族老人”，稱贊他的《大道之行》是“當代哲學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思想性論著”。新加坡國家歷史博物館原館長林孝勝博士說：“《大道之行》我認為會受到整個華人世界的歡迎，而且西方文化應該給予關注，從某種方面而言周善甫先生的貢獻具有重要的意義……我認為周善甫先生的這部著作能讓我們深刻地了解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能讓人們對歷史和未來有信心。”這部書先是自費內部印行，2003年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2010年中華書局出新版，后又由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云南人民出版社等多次再版，進入中國學術界主流視野。

周善甫先生擁有強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魅力。若論社會地位，他不是高官，高官自然有眾人環繞和媒體宣傳，煊赫一時；不是大眾明星，大眾明星有媒體聚焦，顛倒無量眾生；也不是學府名流，學府名流有學界的眾星捧月，不會寂寞。他僅僅是一介布衣，沒有令人畏懼和仰望的社會資本，但他的人品、氣質、思想、智慧和成就，使他成了真正讓人高山仰止的人，他的周圍聚集了國內外的崇拜者和學生。他的身邊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氣場，這種氣場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自然而然地吸附到他身邊，讓他們沐浴在人性的溫暖和精神的光輝之中。他的魅力是思想的魅力、人格的魅力、文化的魅力、智慧的魅力。這一切化為一種風度和風范，化為一種氣質和氣場，引領生命莊嚴而自由、剛健而從容、謙遜而磅礴地前行。

周善甫先生在晚年以哲學研究和書法創作名世，同時他是富于創造性的文化人，他在文學領域也造就了別樣風光，他的文學作品多已收入《善甫文存》。他不是職業作家，他有自己的文學觀，他不認同在西方影響下形成的以虛構性為核心的純文學觀，而堅持中國傳統的“文章”觀，提倡“今文”寫作。他認為，西方意義上的“文學”范圍窄，中國的“文章”范圍廣，西方式的“文學”不能“盡天下文章之美”。以西方觀念套中國文學，削足適履，于是文學的領域縮小、功能減弱，文學的價值和地位隨之降低。他按照中國傳統文學觀念進行寫作，有所為而發，有所感而發，不為創作而創作。他的作品重在表現情志、思理和智慧，情感真摯，有神采，有風骨，有益世道人心。行文自然自由，天風瑯瑯，水流花放。他采用的語言文白間雜，是典雅而流暢的“今文”，雋永明凈，極好地體現了漢語書面語的魅力。他采用的文體有詩、賦、小說、散文、對聯等，大都娓娓道來，智慧橫溢，見解通脫，誠懇親切，妙語連珠，是真文字，美文字，它給我們的是那種我們在最好的文學中才能觸摸到的東西。

周善甫先生的文學作品中，影響最大的是《春城賦》。《春城賦》是現代都城賦的杰作，作于1988年春。該賦立意高遠，構思縝密，汪洋恣肆，語言典雅，筆力矯健，氣勢磅礴，令人嘆為觀止，被公認為繼孫髯翁《大觀樓長聯》之后吟詠昆明的最佳文學作品，成為昆明的現代文化元素和亮麗的新名片。

《西湖游記》是周善甫唯一的小說作品，共4萬多字。它通過一個奇幻朦朧的愛情故事，寫出了山水之美、人性之美，并對中華民族文化命運進行了深度思考。思想深邃，義理正大，構思奇巧，情調開朗，語言雅致，文筆靈動，具有唯美色彩。這樣的文本出現于文革時期，不能不嘆為奇跡。它反映了作者沒有受到時風的污染，保持了自由美好的心靈和高雅脫俗的藝術趣味。

小說作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作為個舊中學教師的他被勒令“滾回老家去”，被“疏散下放”從昆明遣送回老家麗江監督勞動。他在麗江干過很多活，當過苗圃園丁，管過水磨坊，當過木工。遇到大的政治運動，他還要接受批斗和游街。管麗江古城下八河河畔水磨坊的時候，他點著蠟燭偷偷寫出了這部小說。寫好后，他用毛筆工工整整抄寫一遍，給一起勞動的弟子李暉看。年輕的李暉專門用香樟木為老師做了一個書夾慎重保存這部奇書，為了避免被不懷好意之人抄沒，周善甫先生又叫他用鋼筆抄寫一份。40年后，李暉在《我永遠的老師》中說：

在地區商業局工地，午休時我們躺在香樟木的刨花堆里讀老師剛剛完成《西湖游記》，今天留下的老師線裝手寫本《西湖游記》書夾就是那時我在老師的指導下，用打文件柜時剩下的香樟木頭做的。因為擔心隨時被抄。老師還讓我手抄了一份《西湖游記》。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云南日報》擔任文藝編輯的作家楊伊達與善甫先生哲嗣周孚政是讀中學時的好友，1970年代初期他有緣讀到《西湖游記》，說：“這是一部深藏玄機、引人入勝、文筆絢麗、流暢生風的奇書。”1973年6月，他把書給在昆明長坡農場勞動改造的黨的著名理論家，也是雜文家的《云南日報》原總編輯李孟北看，并且故意賣關子，不告訴他作者是誰。據說當天晚上，“孟北整夜未出房門。第二天一早即起敲醒了我：‘誰寫的，誰寫的？真是奇人奇書，好字好文章’”。楊伊達請他猜，他說：“不用猜，云南的大才子還有誰？肯定是李廣田。要不，就是徐志摩、戴望舒的手稿被你小子搞到了。”楊伊達告訴他是納西族畫家周霖的胞弟周善甫，他贊嘆“才氣逼人”，并表示以后要結識這位“周善甫老師”。可見當時，小說就引起了共鳴和高度評價。李孟北想到“徐志摩、戴望舒的手稿”，說明小說的水準達到一流作家水平。后來擔任云南藝術學院院長的版畫家葉公賢也非常喜歡這部小說，曾表示愿意替它作插圖，可惜書一直沒有正式出版。

二、奇幻情節與浪漫風姿

《西湖游記》用第一人稱手法寫了一個“橫斷山脈里”的32歲壯年在民國末期那個“世事蒼黃的年頭”到南京公干，公務完成后到杭州西湖游玩，住在一個“干女兒”子慧家里。“我”的純樸率真、倜儻風流贏得子慧的公公、退休將軍黃映西的好感，自告奮勇帶他游遍西湖美景，還帶他參加西泠印社的名流雅集。他展現了詩書方面不俗的才華，得到西泠印社諸名流肯定。他們游錢塘名妓蘇小小墓時，他說，蘇小小墓不應該是亭子下面一個水門汀墁成的光溜溜的大墳，應該拆掉亭子，剝掉墳頂的水泥殼，讓它長出些芊芊青草，上面則覆蓋滿架薔薇，才有情調。他建議黃映西以地方紳耆的身份倡議完成此一美事。他的“狂論”，黃老極表贊同，并指著西泠橋發誓：“不予實現，不過此橋。”

“我”在西湖邊一間小茶室里遇到一個美麗而憂郁的黑衣女子，她每天到茶室不發一語，對著西湖發呆，或撒糖到湖里，或在報紙上畫很多圈。他逐漸接近她，贏得她的好感和信任，她自稱“蘇小”，并說她知道他。他不相信蘇小能夠復生，但他與黃映西關于蘇小小墓的議論、他在西泠雅集的表現她卻講得分毫不爽，讓他大為吃驚，以為真的遇著“仙靈”。

一天夜里，“蘇小”約他相會，他被引導到一個煙霧迷蒙的神秘地方，一路有著古裝的人迎接，到了“蘇小”家，豪華氣派，仿佛宮殿，并且有很多古裝侍女，還有越劇演出、音樂演奏，完全是一個虛幻迷離的境界。

此時的黑衣女變成一個服飾華美、鮮活豐妍的女子。女子就以“蘇小”的身份和他談論生死感悟、懷古幽情、愛恨真諦、現實與虛幻、人生夙因等問題，她自稱“浮華世界的最后流連者”，雄辯滔滔，議論精辟，讓他既佩服又困惑。她舉行豪華的夜宴款待他，召來風流天子李隆基、太真妃子楊玉環、大詩人李白，還有復社名流侯方域、怡紅公子賈寶玉、工愁善病的林黛玉、慧眼獨具的李香君作陪，他們一無約束地唱歌、痛飲，“渾忘了是真是戲、是人是我，是今是昔”。他演唱了令人惆悵的《最后的玫瑰》，感動了“蘇小”。“蘇小”則唱了一首白居易《長相思》回報，并送給他一朵珠花作為紀念。午夜時分，一輛轎車把他送回黃宅，“油壁車”也現代化了。

這樣荒唐的經歷，讓他仿佛進入了《聊齋志異》的玄幻境界。他把經過講給干女兒子慧和其老公公，作者的干親家黃映西夫婦聽，黃映西是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歸來長期服役軍界，晚年退隱林下的老紳士，老先生聽后拍膝大叫“太奇，太妙，太美”，他堅信那個人就是蘇小，感慨“天宇之大，何奇不有”，“靈感相召，畢竟不虛。”而子慧卻聽出了門道，她說，那個女子并不是什么幽靈，而是田惋，給她傳遞消息的就是自己的老公公黃映西，是老公公做了她的“報耳神”。

小說的這位主角——田惋是黃映西老先生的老朋友田岳屯的女兒。田岳屯老先生這個人物的背景是杭州巨富，田惋是他的獨生女，千伶百俐，田岳屯著意培養她，準備讓她繼承家業。送她到“滬大經濟系”讀書。田岳屯還著意栽培一位表侄程先生，并定為東床之選。表侄各方面都很優秀，和田惋斤兩悉敵，兩人有了深厚的感情。不想這小子拋棄偌大的家產和艷福，在田家父女出國時，不聲不響“跑到延河邊當兵抗日去了”。田惋回來時，等著她的是一封硬邦邦的悔親書信，說他們不是一路人，請莫再指望他。這“就把這位嬌嫩的小姐給毀了”，說瘋不瘋，只管癡癡迷迷。遇到長相像程先生又頗為投緣的“我”，于是演出了這么一本傳奇。

子慧揭開了謎底，田惋了解的“我”的情況，是通過田岳屯得知的，因為田岳屯也參加了西泠雅集，黃映西又向他介紹過“我”的言論，田岳屯回家說給女兒聽。女兒又從穿著和談吐上判斷在茶室和她相遇的“我”就是那個“云南佬”，于是相與周旋。神秘的地方實際是田家在西湖深處的一座別墅，那些古人是由戲班子扮演的。“病小姐難得有那么興頭玩玩”，老人也就依從她。

真相清楚后，應該怎么辦？黃映西主張不戳穿這出戲，有意躲開她，才算有趣。他的老伴則認為，癡癲的田惋遇到“我”就活絡起來，建議親家多和她來往，說不定能完全治好她的病。子慧說，干爸是有家室的年長人了，與她相處，最后還得離開，那么又要讓她再尋一次死活，要不得。躉當認個糊涂，信定了遇上蘇小小，讓她自個躲著樂。

“我”則選擇第二天離開杭州，但默然離去，不是道理，于是他給田惋寫了一封長信，書寫游覽西湖的感悟，表達對她的贊美和感謝，以及離開的原因。

半個月后，“我”回到了家鄉，親鄰們出來迎接，“早見年輕的妻子挺著健秀的高個兒，擎著滿歲還不久的兒子，在人群背后朗笑。我走過去，接過孩子，親他紅潤的臉。”“我”回到“妥實不虛的生活之中”。“我”一直珍藏著田小姐的珠花和請柬。

這篇小說出現1970年代早期，確實讓人驚異。在那“墻有耳、伏寇右側”的動亂年代里，身處危難困厄中的善甫先生居然在麗江古城一座破舊的水磨房中寫下了這部充滿了溫馨和理性的中篇小說??——??《西湖游記》。它的動人之處，從內容看—是寫出人情之美。“我”以山國土佬的身份在江南繁華旖旎之地，得到名流真心照拂。在人性、人情與雅致的生活被污名化的特殊歷史時期，出現這樣的描寫，實在溫暖動人。二是寫出他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現代與傳統的思辨，“重振偉大民族的榮光”的期待，思想厚重。三是寫出西湖風光之美。從藝術上看，一是構思巧妙，情節曲折，引人入勝，富于玄幻色彩。二是文筆生動，景物描寫、人物描寫都很傳神，韻味悠然。

《西湖游記》有一定的自傳色彩，小說中的“我”的原型就是周善甫本人，質樸，率性，才華橫溢。“我”江南之行及對西湖的感知，也以他1948年到南京參加“國民大會”的經歷見聞為藍本。退休將軍黃映西有民國時期一位寓居南京的云南籍大佬的影子。善甫先生到南京開會，這位大佬熱誠邀請善甫先生下榻在自己的公館并設家宴款待。善甫先生始終感念這位大佬所秉持的尊師重道的行止。善甫先生與自己在省立開遠農校任教時的學生，也就是這位大佬的小兒子李文化之間密切的師生關系維持終生。小說寫的朦朧離奇的愛情還映射了他的一段傳奇姻緣。他對國家、民族和華夏文化的憂慮則有現實的折射。

三、古國雄風的沉淪與拯救

善甫先生是自覺地投入中華文化價值和命運這一世紀性問題的思考的學者，而且他的文化覺醒是比較早的，在1970年代中期，他就思考如何拯救儒家文化的問題，產生把麗江作為“儒家文化的諾亞方舟”的設想。晚年堅韌不拔開展中華文化研究，撰寫了系列論著，核心內容都是反對西方中心主義，闡發中華文化之美，期望重建中華文化尊嚴和民族自信心，“重振偉大民族的榮光”。這方面的思考，在《西湖游記》中已經萌芽。

《西湖游記》有豐富的文化底蘊。“我”在給田小姐的信中，談了許多關于西湖命運、國家和民族命運、華夏文化命運的觀點，有憂郁，也有希望。雖然這些議論由于前面的故事幾乎沒有涉及，鋪墊不足，因而顯得突兀，如“洋人的凌虐”“狎客醉生夢死的消受”之類，有“思維大于形象”之嫌，但也許正隱含著他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不滿，和對小說寫作時國家狀況、中華文化狀況的憂慮??——??這些是他后來反復論說的問題，而且思想和文字都很美，所以還是很有興味，深化了小說的思想內涵。

“我”觀察到當時的國人過度沉溺于淫逸享樂，民族變得老態龍鐘，華夏文化在風流繁華之地似已沉淪。他在給田惋的信中說，“名勝，每每足以作為一個民族文化的象征。”西湖“既是華夏湖山中的殊色，古國名勝中的首選”，他這個“五溪蠻峒的鞍上驕子”，懷著何等的向慕之誠，老遠奔來瞻仰西湖，看到她的靈秀細膩，鉛黛綺羅，工顰善媚，“文致都雅”，確非邊隅山川的曠野質樸所能比，“初睹乍見，哪能不為你經千載文物所鏤刻的華容所傾倒”。但是，他也感受到“笑靨背后的暗淚，清歌之余的嗚咽”：

我惋惜地發現，我所神往的博大雍容醇厚深沉的古國雄風，業已渙散澌滅，業已為萎靡倦怠的緬于淫逸的末流所取代。所以，人們給你的踵事增華，你給人們的靡麗享受，只會如一個飽歷世故的紅樓艷女，承歡佐樂有其獨到特長，使人不吝一擲千金，博取片刻歡愛，待到席散歌殘，便也興闌意索，與綠窗思婦的溫馨，深閨淑女的文靜，陌頭村姑的天真，都大異其趣，只能是驚艷于俄頃，殊難醞釀就一段鐘情。更無由擬之于齊魯高士，幽燕健兒或方外霞客，足以成白石盟心的莫逆之交。

燈紅酒綠，醉生夢死，有靡麗的享受，卻沒有真正的感情，沒有雄健的力量。把西湖象征的文化和齊魯高士（有擔當的文化人）、幽燕健兒（英雄豪杰），以及方外霞客比，它已經沉淪了。

不過，他也看到了希望：

但，不用悲哀，世界，不似生命個體般總歸消滅，一塵一劫，是往復不居的。聽！遠處的殷雷已在轟隆，電光已在天邊鞭撻著大地，盛夏的暴風雨即將來臨，在一度威凌萬鈞的激蕩沖刷之后，也許會一元更始，你，憑依著雄邦大國的深厚根器，吳越山川的清妍秀麗，內地人民的聰慧勤敏與教養，下江物產的繁庶和周流，可以期待你仍將再度綺年，落花返枝，春燕重來，更新成世界上最美、最佳、最勝的地方。只要人的好心不磨，終會這樣，請勿悲傷！

對時代的變化、國家和人民的健康力量保持信心，他們將讓祖國重現芳華。“只要人的好心不磨，終會這樣”，在充滿仇恨和邪惡的特殊歷史時期，這樣的信念，何其可貴。作者相信，中國不管經受何種蹂躪，憑借“雄邦大國的深厚根器”和人民的智慧、教養、勤勞，她也能“落花返枝，春燕重來，更新成世界上最美、最佳、最勝的地方”。

信中還說：

蒙荷你現身說法，指引我識破迷津，認出其光鮮艷麗的外貌所掩蓋的腐朽與腥膻。我這高原居民殊不習于這大堤狎客醉生夢死的消受，無心出岫，倦飛知還。我要翩然歸去，去看朝霞掠過雪嶺的輝煌，去聽急流沖擊巨巖的澎湃，我將把追尋陳舊的意念留葬在西子湖邊，不再攜與俱歸。

這里蘊含著邊民和邊地民族文化還保留著光明和力量的理念，這種生活和文化更健康，能夠為重振“古國雄風”輸送新鮮的文化血液。再深入解讀，可能還包含現代化與傳統的深層思辨。現代化可能放縱了人的欲望，傷害了人的本性，讓人變得貪婪、淫逸和懦弱。

“我”對未來寄予美好期待，并表示要“重振偉大民族的榮光”來維系彼此的憶念：

你說：我們十二年后有緣再見。是的，我們將要再見，可是那時在湖上重遇的，容許不再是老態龍鐘的你我本人，而會是我們的幼輩子息，可以假定是我已受高度中土文化陶冶的兒子，和你的經歷過長川巨壑的女兒，他們會可以攜手偕游于沒有洋人凌虐的西子湖畔，盡情欣賞著為人們崇高的意向，鮮活的生命，優美的情感所創造的人間天堂，舉杯高歌！再見吧，請重振偉大民族的榮光，來綰系我們的憶念，別夷視我們，我們必將重訂來期，因為源遠流長布澤遐荒的上國楷模，將永為邊民所向慕，世界上沒有其他邦國的名勝美景曾會如此吸引我們，乃至我們的祖輩和兒女，歷劫彌新，直至久遠！

這里談的是邊民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問題，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情愫。對作為“上國楷模”的祖國，他始終滿懷崇敬和依戀。

那段特殊歷史時期，國家陷入浩劫，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岌岌可危，周善甫身處逆境，自身難保，但“身際困窮，心憂天下”，他深入思考民族文化的命運問題，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落難者、一群草根文化人提出把麗江變成“儒家文化的諾亞方舟”的設想。善甫先生早年的老學生，改革開放后一度成為麗江大研鎮洞經古樂會會長宣科回憶說：

周善甫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期，每晚與筆者、楊紹書、張默君、呂少康和李暉等人在獅子山下的縣體委一間陋室中圍爐相聚，談古論今，吟詩作賦，更多的是“設計”麗江的未來。我們終于有了如下的信念：1.中國絕不會走回頭路。2.邊遠的小城麗江作為西南邊陲的一方凈土，將來會變成“儒家文化的諾亞方舟”，肩負起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3.麗江在今天和今后唯一的選擇是保護人與自然的和諧，并把現代機械文明中的垃圾堅決清除出去。4.趁麗江當時還有許多受過傳統文化熏陶的人士，他們造成了一種至今還在運動的“慣性”，在這種“慣性力”的驅使下，很容易把這部“儒學”引擎再次發動起來。

在舉世癲狂妖魔化儒家、“儒家文化”已經被徹底“打翻在地”之際，幾個身處社會底層，無權無勢的“賤民”卻在邊地大山里高談闊論民族文化的存亡，并要讓故鄉特別是故鄉文化人擔負起拯救和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他們的想法與現實是多么格格不入，多么不自量力，顯得那么天真。但正是這份“天真”的執著和不變的“癡心”凸顯了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凸顯了他們的文化自覺。中華文化也正是因為有這么一些文化人，才得以歷經劫難而綿延不絕。宣科晚年還一直感慨說：“真是一群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

中篇小說有豐富的文化意涵：思考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我”懷著崇仰的心情到了“作為一個民族文化的象征”的西湖，發現“博大雍容醇厚深沉的古國雄風，業已渙散澌滅”。而“山國”的一切在與“內地”的“萎靡倦怠”和病態形成鮮明對比。“朝霞掠過雪嶺的輝煌”，“急流沖擊巨巖的澎湃”，“年輕的妻子挺著健秀的高個兒，擎著滿歲還不久的兒子，在人群背后朗笑”，孩子“紅潤的臉”等都是那么生機勃勃。這實際上象征了邊地雄健光明的力量。而“內地”的沉淪和病態，“笑靨背后的暗淚，清歌之余的嗚咽”未嘗不是他對中國文化命運之憂慮的隱晦表達。他希望邊地文化能為中國文化輸入健康血液，希望后輩恢復“崇高的意向，鮮活的生命，優美的情感”，創造出“人間天堂”。

四、經得起時間淘洗和藝術考驗的杰作

《西湖游記》是一部奇幻小說，更是一部文化小說。把它放回20世紀70年代的文學情景中，不能不嘆為奇跡。當時的文學充滿虛偽和仇恨，概念化、公式化、粗鄙化，淺薄平庸，死板乏味。而這部小說雖然不乏批判性內容，但主要是表現愛的，真誠、溫暖，明麗，個性鮮明。語言雅致，風格唯美。畫家、原在云南藝術學院任教，后調北京服裝學院美術系的郎森教授說1970年代中期他曾從朋友手中借閱過這部善甫先生手書的《西湖游記》，“在那個邪惡橫行的黑暗年月能讀到這樣飽含天然純真、自由浪漫的文字，真是身心一洗，如飲甘霖，故有不畏兇險的良知者敢于悄悄傳讀，我以為這是享福。”善甫先生早年的學生、旅居昆明半個世紀的納西族學者和中孚也說：

有一年被派遣到水磨房里監督勞動，日復一日在單調的磨盤旋轉中，不知磨碎了幾多稻粱，卻沒有磨鈍自己的感情世界，他用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寫了一部愛情小說《西湖游記》，正當年近花甲之軀用筆言情的時候，社會處在一個變態的時代：漫天叫響的“革命口號”，全民口誅筆伐人性論，愛情已被完全禁錮。他在不自由的環境里，抒發著精神世界的自由。小說寫的幽艷陸離，奇情勃郁。

手寫本是特殊時代特有的文學現象。那些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作品，不附和政治叫囂的作品，淪為某種“賤民”的作者的作品，不能公開發表或出版，往往以手寫本的形式在民間流傳。這類作品與當時公開發表的作品相比，思想性和藝術性更強，價值更高。因此，文學和學術重獲自由以后，一些手寫本得到公開發表，當代文學界對此予以關注，把其中影響較大的作品寫入了中國當代文學史。

當時流行的手寫本小說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不滿于政治禁錮和藝術禁錮而創作的政治性作品，追求思想的相對自由和藝術的個人化，如《第二次握手》《一雙繡花鞋》《梅花黨》等；第二類是為反對性禁錮而創作的情色小說，如《少女之心》。政治性作品雖然與當時概念化、公式化、虛假化的主流文學保持了距離，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人性和人道主義，但仍然以“革命”敘事和“階級斗爭”敘事為中心。情色類作品當時有性啟蒙意義，但畢竟格調不高，時過境遷，文學的意義自然淡化。而《西湖游記》是地下寫作中真正的“人文寫作”，高雅脫俗，經得起時間淘洗和藝術考驗。

如果說地下寫作的意義在于，寫作者站在“個人化的邊緣立場，這不僅使他們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現實問題的角度與視點，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為人文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傳統，這是扭轉當代中國作家與詩人多年來寫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寫作’的關鍵所在和真正的開端，”那么，周善甫的寫作可能更有“找回人文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傳統”，“重建‘人文寫作’”的色彩。李孟北讀《西湖游記》，聯想到徐志摩，說明它有徐志摩作品的品質。胡適（《悼志摩》）說，徐志摩的創作就是表現“愛、美、自由”。這三個詞也可以作為《西湖游記》的關鍵詞，也是“人文寫作”的關鍵詞。《西湖游記》內容是那么真誠純凈，彰顯了愛與美的價值、文化的價值，也表現了作者的自由心靈；藝術上則水流花放，浪漫鮮活。實事求是地看，它確實是手寫本小說中的出類拔萃之作。

論其思想高度和藝術品質，《西湖游記》當為當時中篇小說的佼佼者。然而由于作者地處邊陲，又不是職業作家，所以它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和評價，未免遺憾。尤其是那一歷史時期的云南中篇小說大都乏善可陳，有眼光的云南研究者，應關注它并寫入云南當代文學史。寫入云南文學史，能為文學史添彩，不寫入文學史，也無損于它的光輝。八十年代中期，當時在云南藝術學院任教的中年畫家郎森有一次在翠湖邊偶遇善甫先生，熱烈地談起讀《西湖游記》的感受，“周老笑答那時年少放狂受新思潮影響，沒有大意思，倒是真情所在。說著他便爽朗地笑了。”“爽朗地笑了”，是一種自信，一種氣度，大有“意思”。

周善甫先生有強烈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擔當，滿腔熱情地闡釋、弘揚中華文化的價值，挖掘其中蘊含的民族精神、思想精華及世界意義，使中華文化重現熠熠光華，“重振偉大民族的榮光”。他從“衛星的高度”觀察和思考中國文化及人類命運，針對西方文化侵蝕造成的嚴重弊端，以及近代以來質疑、批判、丑化、否定中華文化，使中華文化傷痕累累的狀況，總結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長，肯定中華文化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為中國探尋安身立命之本。首先，他的研究出于對中華民族和祖國的忠誠與熱愛，目的是“重振民族的自信”。其次，他闡釋了中華文化的特點和魅力，為中華文化的現代轉換和再生提供學理支持。再次，他研究中華文化的指向是確立文化主體性，維護民族精神獨立，再造民族精神，推動中華民族復興。他堅信“大道之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正道，希望中國繼續堅持這一理想，按照這一正道前行，并引領世界走向大同。克服無根狀態，打牢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文化基礎。“先生一生，幾經曲折坎坷，嘗盡炎涼冷暖，但國家何去，民族何去，總在他的惦念與思索之中。中華的復興與強大，是他一生不渝的目標。”他努力探尋在現代化背景下人類到底要走怎樣的路這樣的世界性重大課題。他“將中國傳統文化與我們正在經歷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相聯系，使他的思考融入了一個世界性文化思考的重大課題。”他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先行者和楷模。這方面的貢獻，讓他當之無愧地進入當代中國優秀的思想者之列。

上述思想是周善甫先生晚年思考的結晶，集中體現在他的哲學論著《大道之行》中，而《西湖游記》最早透露了這方面的思想。在強調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下，重讀周善甫先生的論著，能增強我們賡續歷史文脈，建設文化強國和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信心。

作者：系我國當代知名文化史研究專家，云南省社會主義學院一級巡視員、教授

來源：云南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