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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知識產權事業創新發展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

馬一德

知識產權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工作，圍繞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頂層設計、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法治化水平、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深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體制機制改革、統籌推進知識產權領域國際合作和競爭、維護知識產權領域國家安全等重大問題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知識產權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智慧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指引我國知識產權事業在價值理念、作用機制和治理方式層面實現了對傳統知識產權范式的創新超越。面對知識產權全球治理格局加速演進的新形勢，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在推動知識產權事業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知識產權自主知識體系從構建到完善的轉變。

由私權保護到公共福祉提升：知識產權價值理念的重要突破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認識到傳統知識產權話語體系單純強調私權保護的局限性，提出了更加全面、系統的知識產權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明確知識產權在我國的發展定位，強調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系高質量發展，關系人民生活幸福，關系國家對外開放大局，關系國家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我為主、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護”，強調“既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又確保公共利益和激勵創新兼得”。這些重要論述，充分彰顯了我們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黨領導我國知識產權價值理念實現自主突破、服務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體現。

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先發優勢，構建了一套以私權保護為核心、以市場規則為基礎的知識產權話語體系，通過《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等國際條約，形成了全球貿易體系的支配性規則。從表面上看，在這套私權保護機制之下，各國創新者均可獲得知識產權保護，從而激勵和培育創新。然而，這套貌似平等的規則忽略了先發者與后發者、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創新層面的現實差距和知識獲取的不同訴求。立法賦予的壟斷權，使自由流動的知識被納入私人財產權范疇，高額的壟斷利潤從知識貧乏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知識富有的發達國家，先發者與后發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不斷擴大進而導致“低端鎖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獲取訴求在制度設計中并未得到充分考量，在公共健康、環境保護、糧食安全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公共危機。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超越了將知識產權與經濟發展關系簡單處理、以私權保護為單一取向的理論局限，在全面發展的整體視角下闡釋知識產權制度的復合價值屬性，確立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價值取向，體現了在主權范圍內，根據國家發展階段和現狀，合理選擇知識產權保護水準以實現公共利益和創新激勵平衡的理念。

為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制度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旨在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水平，進一步將知識產權從單純市場工具提升為國家戰略資源，將知識產權制度發展的著力點由私權保護轉向公共政策實施。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支持疫苗知識產權豁免，體現了知識產權保護與人類福祉并重、以人民利益為導向的價值立場。

這種價值立場不僅體現于國內知識產權保護，也構成我國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重要主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統籌推進知識產權領域國際合作和競爭”“堅持開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則”。開放包容原則要求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堅持共商共建共享，不搞單邊主義、以大壓小，以多邊對話形成治理共識；平衡普惠原則強調知識產權作為私人財產和公共財富的雙重屬性，知識產權全球治理要協調好本國利益、他國利益和全人類共同利益之間的關系，推動廣泛合作創新和普遍繁榮。這種多元開放平衡的取向，開辟了知識產權理論研究的新境界，也為全球治理體系創新貢獻了中國智慧。

知識產權制度功能的自主創新：打通創新鏈條的關鍵環節

正確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能更好保護和激勵創新，有助于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發揮好國家在重大科技創新中的組織者作用，關鍵在于構建有效的制度體系來支撐和保障創新活動。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激勵和保護創新的核心制度安排，只有充分對接國家創新戰略目標，才能真正實現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突破傳統私權工具的狹義定位、深度融入并服務國家創新戰略全局提供了思想與行動指南。

傳統知識產權制度植根于市場經濟，構建了一套通過授予“私人壟斷”以激勵創新的機制，認為市場是創新資源配置的有效方式。然而，知識產權的市場化機制并非萬能。傳統知識產權制度在實踐中也暴露出一些突出問題：“專利叢林”“專利常青”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創新步伐；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中，重大創新攻關日益倚重大型科研設施與大規模資源投入，單純依靠市場化機制往往難以高效整合不同創新力量并引導其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等等。

針對傳統知識產權制度日益暴露的市場失靈、創新遲滯及其在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等方面的缺陷，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指引和推動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戰略性、功能性重塑與升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定位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地融合了國家戰略牽引、新型舉國體制的資源統籌與市場經濟活力，成功發展為連接國家戰略目標、有組織科研攻關與市場化創新力量的關鍵橋梁和核心紐帶。這一功能定位確保知識產權既能有效激勵和保護創新，又能精準對接國家長遠發展和安全需求，引導創新要素向關鍵領域集聚。

我國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對經營主體創新積極性的激發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產權保護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是塑造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方面。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知識產權審查質量和審查效率。要加快新興領域和業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陸續修訂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加大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力度，加強對經營主體的法律保護。同時，知識產權金融創新不斷發展，如知識產權證券化、知識產權保險等工具不斷推出，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得到充分釋放。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6月，我國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5.3件，是10年前的2.4倍。2024年底公布的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顯示，2023年，我國專利密集型產業增加值達到16.87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3.04%，充分展現了制度激勵與創新活力的正向互動關系。

我國高度重視發揮知識產權作為連接市場與科研力量的橋梁功能。在堅持市場對創新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積極發揮政府作用，引導和整合關鍵科技創新要素開展協同創新，從而有效克服經營主體與科研機構缺乏協同、分散創新的局限。通過知識產權創造、運用與保護所形成的激勵和引導機制，吸引優質的市場創新資源主動與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對接合作。

習近平總書記“要把原始創新能力提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的重要論述，推動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功能不再局限于保護已有創新成果，而是前移至創新源頭，積極服務國家創新戰略全鏈條。從國家實驗室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建設，到新型研發機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設計；從高校科研院所知識產權轉化運用激勵政策，到國際科技合作知識產權共享機制，知識產權正成為打通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的關鍵變量，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知識產權治理方式的自主革新：構建系統協同、全鏈條治理新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知識產權治理的復雜性，提出了全新的治理理念，強調“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覆蓋領域廣、涉及方面多，要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社會治理等多種手段，從審查授權、行政執法、司法保護、仲裁調解、行業自律、公民誠信等環節完善保護體系，加強協同配合，構建大保護工作格局”。這一重要論述超越了“司法主導”與傳統“政府管控”的二元對立，為知識產權治理方式創新指明了方向。

西方發達國家知識產權治理主要依靠司法主導，通過私人權利救濟方式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形成了以法院為中心的治理模式。這種模式不僅救濟成本高、周期長，也無法有效應對復雜的知識產權治理挑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指引我國知識產權治理形成系統協同、全鏈條治理的獨具特色的治理格局。

強化頂層設計與組織體系統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和加強黨對專利工作的全面領導，持續深化知識產權領域頂層設計，先后印發《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等重要文件，明確了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國務院建立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的整體聯動機制。

推動形成系統協同、社會共治的格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推進信用監管、社會監督、行業自律等社會治理方式在知識產權領域的應用，健全知識產權工作協同推進機制，強化部門協同、上下聯動、區域協作、社會共治。比如，在電子商務領域，平臺企業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聯盟，開發智能識別系統主動防控侵權行為；在版權領域，短視頻平臺與內容創作者共建正版內容生態，極大提升了侵權治理效率。

構建全鏈條、全周期的專業治理體系。一方面，不斷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專業化建設，構建了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為牽引，北京、廣州、上海、海南自由貿易港4個知識產權法院為示范，29個地方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為重點，地方各級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為支撐的專業化審判體系；另一方面，行政執法實現網格化管理，建立起覆蓋全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網絡，推動保護關口前移。同時，國家知識產權運營服務體系不斷完善，國家知識產權運營公共服務平臺、技術與創新支持中心等機構蓬勃發展，為企業創新全周期提供支持。

新時代以來，治理方式創新助力我國知識產權事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我國PCT（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申請量、注冊商標數量等多項指標均穩居全球第一，截至2025年6月，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到501萬件。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十位，是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前30位的經濟體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識產權話語體系層面，西方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打破西方話語壟斷，構建中國知識產權自主知識體系，增強我國知識產權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既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也是中國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責任擔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我們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根本遵循，立足知識產權強國建設實踐，及時將成功的做法系統總結為中國經驗，并將其凝練升華為中國理論，進而構建起一套既植根于中國大地又融通中外的中國知識產權話語和敘事體系，推動形成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富有世界意義的知識產權理論體系，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和行動指引，為知識產權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為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