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友康（陳友康，男，云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民進云南省委副主委）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3月19日第281期
羅庸（1900—1950），字膺中，號習坎，是杰出的古典文學專家、教育家。他在壯年去世，寫成文字的著作不多，除了因作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為人所知外，后來學界、公眾對他的學術成就的認知度遠沒有他的實際造詣那么高，鄭臨川教授說他是“身后寂寞”的學者。
顯赫的教育背景和資歷
1917年，羅庸進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學習，1920年畢業。1922年，他又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讀研究生，其間著有《尹文子校釋》等。他們這批學生是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實際上也可以視為中國培養的最早的研究生。
研究生畢業后，羅庸歷任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并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1927年初，他到日本東京大學講學；1932年，他返回北大中文系任教授?？箲鸨l后，他隨北大南下，任教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及云南大學。在西南聯大，他和羅常培并稱為“二羅”。1944年11月，他接替羅常培任聯大文學院中文系主任、師范學院國文系主任，直至聯大復員。聯大時期，他還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指導了逯欽立、陰法魯等研究生。1949年，他應梁漱溟邀請赴重慶，和謝無量、梁漱溟等在勉仁學院講學；1950年6月病逝于重慶時年僅51歲。
羅庸在儒學、古典文學、佛學等領域造詣極深，并工詩詞及書法。他撰寫的《滿江紅·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詞》是現代大學校歌中的經典。他的書法端莊俊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就由他書寫。這塊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文系主任羅庸書丹、中文系教授聞一多篆額的紀念碑被譽為現代的“三絕碑”。原碑在云南師范大學，是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后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都在校園中復制了紀念碑。
講課最叫座
羅庸在西南聯大開設過《詩經》、《論語》、《孟子》、漢魏六朝詩、唐詩、杜詩、近代文等14門課程。他根底深厚，講課深入淺出、熱情洋溢、聲音洪亮，廣受歡迎。不少學生的回憶文章都談到，他是西南聯大中文系講課最好的教授之一。汪曾祺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中說：“還有一堂‘叫座’的課是羅庸（膺中）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板上，連仇注都能背出來。”聯大歷史系學生、著名美國史學家劉祚昌教授說：“關于課堂講課，我感到羅庸（膺中）先生講的杜詩最受歡迎，前來聽講的不僅有中國文學系的學生及外系的學生，而且還有校外的人士，有一位機關職員還特意從城里趕來聽課。羅先生國學根底深厚，是研究杜詩的名家，再加上他口才很好，講得津津有味，引人入勝。”他支持學生的課余學術活動，經常受邀發表演講。他還受邀到昆明廣播電臺向公眾講解中國文化，激發民族精神。
講課“不帶片紙”和他博聞強記有關，也有現實的原因，就是他帶到昆明的藏書在一次火災中被燒得片紙不留。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說聯大師生在抗戰烽火中“詩書絕，猶有舌”，羅庸先生是這方面的一個例證。
《鴨池十講》篇篇動人
羅庸治學嚴謹，不輕于著述，他生前編定、出版的著作極少，只有《鴨池十講》和《唐陳子昂先生伯玉年譜》等。
《鴨池十講》是羅庸生前編定的論文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收入十篇他在昆明的演講稿和其他文章。這本小書體現的是一種詩化的講述風格，和聞一多《唐詩雜論》、繆鉞《詩詞散論》是同一學術路徑。當代學者孟繁華說：“羅先生這本書非常好讀，我以為可以和朱自清的《經典常談》并列，是那種常讀常新的書，是一本有生命力的書。如果說朱自清的《經典常談》主要是談藝，而羅庸的《鴨池十講》則是談藝和做人兼顧，是一本更注重闡發中國文化精神的書。羅庸對于中國文化深入了解，也有非常親近的感情，這一點他很像錢穆，他的這些文章可以說篇篇動人，雖然是半個世紀前的演講，但今天讀來還讓人心有所動。”
在西南聯大，羅庸承擔了中文系最多的課程，以中華文化砥礪學生和社會公眾，以勇毅堅忍的精神抗戰救國。1941年，鄰居家不慎失火殃及他在昆明崗頭村租住的農房，燒得家徒四壁，所有藏書全部被焚。羅庸不改其樂，泰然處之，他憑記憶上課，還利用周末給年輕助教和學生講中國文化，“每七日休沐，集而講之”，后來中文系講師李覲高將其記錄整理為《習坎庸言》。
他為人平實誠篤，溫文爾雅。抗戰勝利后，聯大復員，為了感謝云南父老對聯大的支持，聯大決定將師范學院留在昆明，成立國立昆明師范學院（今云南師范大學）。羅庸屬于北大編制，本應北返，師院學人苦苦勸他留下支持學院發展， “先生于是仍留昆明，任師范學院國文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學雖然屢促先生北返，先生均以師范學院成立伊始，規模未具，不忍離去”（《羅庸教授年譜》）。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無私和厚道。齊燕銘稱贊說：“先生的人品和學識可并顧炎武和黃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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