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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友康（陳友康，男，云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民進云南省委副主委）

摘自：《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走上一條符合國情、順應世界潮流的發展道路，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國家綜合實力大為增強，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公眾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創造了歷史奇跡和世界奇跡，實現了和平崛起。中國和平崛起的原因可以從不同方面總結，這里以政學兩界的良性互動為視角，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和寶貴經驗。

胡錦濤同志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講話中，采用“文化自覺”概念來布局今后的文化戰略，提出“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工作，“要著眼于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形成與我國國際地位相對稱的文化軟實力，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這是一個政學兩界良性互動的好例子。

“文化自覺”理論是費孝通先生1992年提出來的，其后他又反復闡釋，使這一概念和理論更加完善。由于這一理論對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空前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如何認識中國文化的處境、優劣、出路等根本問題上提出了非常有創造性和解釋能力的思想及路徑，所以提出后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學者們認同這一理論，并進一步加以深化和拓展，使“文化自覺”概念及相關理論成為改革開放時期我國人文科學界最具影響力和指導性的學術成果和思想成果之一。它對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發展中國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和思考方向。最近20來年，人們更加清醒地重視中國文化的價值，積極推動中國文化的復蘇、傳播與更新，與這一理論有極大關系。

但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采用文化自覺理論來規劃、指引中國文化發展，這是第一次。它說明學術界的學術成果和思想成果已經正式成為國家意志，必將產生更大作用。中國文化是人類文明史上特色鮮明、始終保持了連續性的一大體系，它曾使中國成為一個強大、穩定、祥和的世界性大國，也曾對世界文化產生巨大影響。在中國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只要我們進一步增強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珍視、弘揚、創新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一定能在充分吸收人類一切先進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實現新的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并重新發揮世界性影響。

政界和學界在社會系統中各有分工，各有職能。學界由于社會分工的原因，承擔了傳承和發展文化的責任，他們一般受過良好的教育，又從事專業研究，是人類歷史上創造的文化成果和思想智慧的主要承載者，所以，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不足，但總體來看，他們看問題往往更為客觀、理性、超脫、深刻并富于遠見。他們提出的意見建議也就有其獨到的價值，值得社會和執政者認真對待。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他們承擔了守望者、批評者和引領者的角色。他們受到社會尊重，作用發揮得好，社會的發展會更健康。“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學界的工作對社會的進步是至為重要的。

改革開放前30年，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知識階層是被批判、改造的角色，他們的作用和地位被貶低，學者和學術的尊嚴被剝奪，雖然自然科學的作用得到一定重視并在國家重大科學計劃如兩彈一星的設計制造中發揮重要作用，但總體上看，學者和學術都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他們的存在和作用并沒有從價值和戰略層面得到真正的認可和尊重，他們的許多見解常常是被漠視、嘲笑和批判的。“知識越多越反動”曾經是一個時期的流行口號。這樣，作為一支制衡社會錯誤行為、維護和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力量，學者和學術的作用缺位了。這是導致錯誤愈演愈烈，終至陷于文革劫難，并使許多問題積重難返的原因之一。如馬寅初等節制人口增長的觀點沒有被采納反而被全國討伐導致中國人口膨脹，留下嚴重后遺癥，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典型案例。

這種狀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逐漸改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就是政學兩界良性互動的成功例證。這一問題由哲學界專家最先提出，盡管遭遇很大阻力，由于鄧小平、胡耀邦等的支持而得到確認。這次討論及其成果——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是實踐——的確立，對于我們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建國后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潮，探尋新的發展道路發揮了巨大作用。從此，我國開始改革開放，走上一條生機勃勃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此后，為了實現現代化，實現國家民族的復興和人民幸福這一共同目標，執政者和學者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各展所長、各盡所能、互相促進，中國進入良好的發展時期并取得舉世公認的成績。

政界按照憲法和法律賦予自己的職能管理國家、服務人民。學界在憲法和法律的保護及約束下開展學術研究，貢獻理論成果和思想智慧，促進社會進步。他們為政界的正確做法提供學理支持和輿論支持，并向社會公眾解釋，使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效益最大化；對做好工作提出建設性意見，推動工作目標實現；對不妥和錯誤的做法發出善意的批判性聲音，減少危害，促其改進。學界的思想、研究成果、對工作的意見建議能夠被政界尊重、傾聽及合理采納，把正確的思想或建議轉化為政策，轉化為黨和國家的意志。這樣就體現了民意，集中了民智，形成了合力，減少了決策失誤，對社會健康發展善莫大焉。改革開放時期我國的許多重大舉措和社會進步，都有學者的智慧和影響。如經濟領域的股份制改革、社會發展領域的人權保障入憲等。而為政者的成熟、理性和明智則在這種互動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政學兩界的互動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學者根據國家發展的需要和科學規律進行學術研究，發表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對政界人士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是最為常態的方式。黨和政府的決策交由學術機構研究論證，聽取學者的意見則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方式。學術研究機構和有關部門把研究成果報送各級領導參閱，發揮資政作用，也是一種體制化的方式。值得贊賞的是，這些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不時聘請各個領域的專家給領導人作專題講座，使學界意見能夠零距離輸送到最高決策層，對領導者獲取更多信息，拓寬思考路徑，更加科學地決策無疑具有積極影響。這既有實質性意義，也有象征性意義——象征著政學兩界的良性互動因為受到黨和國家領導層的重視而得到強化和保障。

要進一步保障政學兩界的良性互動，還要創造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的自由言論空間，讓各種觀點或意見得到充分表達。包容各種意見，把公眾的智慧和潛力激發出來，使社會充滿生機與活力，是執政者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提高的表現。現在存在的問題是，有些地方官員不能容忍批評性意見乃至不同意見，動輒上綱上線，濫用公權力對批評自己或所在地區、部門的人士及大眾媒介進行打壓、迫害，剝奪了公民合法的表達權利，壓縮甚至窒息了公民合法的自由表達空間。輕視公眾意見包括學者的意見，獨斷專行，驕橫跋扈，往往是當權者犯錯和犯罪的主觀原因之一。對領導者個人來說，此種思想和行為極不可取；對黨和國家而言，此種思想和行為決不可縱容。

中國的崛起讓我們受益和自豪，我們都希望國家按照正確的道路堅定不移走下去。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對過去30多年發展的經驗進行認真思考和總結。從社會不同群體或層面力量整合的角度看，政學兩界的良性互動是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穩定快速發展的值得重視的原因之一，也是值得珍視的寶貴經驗。對此，政界和學界都要有高度的理性認識，共同善加珍惜。在今后的發展道路上，保持這一良好態勢，不斷完善互動方式，增強互動效應，促進“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胡錦濤語），中國一定會走得更好。